菏泽非遗资源的数字化存续，既是公共图书馆履行文化传承职能的题中之义，也是其摆脱传统服务惯性、回应数字时代读者需求的结构性契机。新质生产力以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工具与数据化对象为核心要素，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动力框架，但技术逻辑与非遗文化逻辑之间的壁垒构成了实际推进中的深层约束。本文以菏泽非遗资源状况与图书馆服务数据为经验参照，考察公共图书馆在资金约束、技术适配、产权保护与人才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困囿，进而提出分层技术策略、专题数据库建设、三方协作机制与审慎场景化传播等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与新型劳动对象。置于公共图书馆语境中，三者分别对应具备数字素养的馆员与传承人、数字化采集与传播设备、非遗数字资源及读者群体。这一框架的价值不在于概念套用，而在于它提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图书馆推进非遗数字化，缺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能够将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衔接起来的人和机制。
菏泽的非遗资源禀赋使这一问题尤为紧迫。全市现有人类非遗名录项目1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别达32项、127项、421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12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31位，项目和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前列。与资源丰厚度形成对照的是记录手段的滞后。以菏泽弦索乐为例，其传承长期依赖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演奏中大量微妙的力度控制与即兴变奏难以通过乐谱完整留存。2025年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菏泽弦索乐传承人苏本栋入选，这固然是对传承人个人技艺的肯定，但也意味着该项目的核心传承仍高度系于个体身上，系统性数字记录的缺位使项目面临传承难以为继的潜在风险。
从图书馆职能演进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至少满足三个层面的需要。其一是濒危项目的抢救性记录。其二在于馆藏特色的差异化建设。菏泽市图书馆目前对非遗资源的系统采集仅限于牡丹文化相关项目，其他门类尚未实质推进，这既是短板，也意味着空间。其三是服务效能的实质性提升。2025年，菏泽市图书馆门户网站访问量超93万人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总阅读量达55万人次，官方微博收获1434.5万人次阅读量，线上渠道的触达能力已相当可观。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字渠道，而在于这些渠道传递的内容是否足以承载非遗的文化厚度。
（一）资金约束与技术适配的双重压力。引进数字人才与购置采集设备需要持续投入，单纯依靠财政拨款的公共图书馆普遍面临预算约束。以菏泽市图书馆为例，其数字化工作主要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专项项目推进，自主采购高端采集设备的能力有限。该馆三个数字资源平台仅进行了安全维护，未更新资源，反映出专项经费的周期性波动对持续性数字化工作的制约。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逻辑与非遗逻辑的错位：数字技术追求标准化、可量化与高效复制，而非遗的核心价值往往藏于手口相传的身体经验与地方性知识之中。菏泽弦索乐的演奏中，同一曲牌在不同场合的即兴处理构成其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来源，标准化采集流程若不能为这种“变”留出记录空间，数字化成果便容易沦为静态的“标本”而非活态的“档案”。
（二）数据采集滞后与产权保护缺位。菏泽非遗数字化记录目前仍集中于少数濒危项目，大部分项目的系统性采集尚未启动。已建数字资源以图像和文本为主，三维建模、动态捕捉等直观性更强的形式应用有限。菏泽市公共图书馆的非遗收集体系存在明显局限，尚未建立标准化、动态化的采集机制，对民间流传的技艺口诀、传统工具使用手册等特色资料挖掘不足，难以完整呈现非遗的文化谱系。与此同时，传承人的个人信息与技艺细节在采集过程中面临泄漏风险，数字复制的便捷性也加剧了侵权隐患。菏泽市2022年印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行动方案》虽已提出对非遗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但在产权归属与授权层级方面仍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范。若传承人对数字化成果的控制权得不到保障，其参与意愿将难以持续。
（三）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图书馆现有人员多具备图书情报专业背景，兼具非遗知识储备与数字技术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稀缺。传承人群体虽精通技艺，却普遍缺乏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训练。两类主体之间的知识壁垒，使“懂技术的不懂非遗、懂非遗的不懂技术”成为制约转型效率的突出瓶颈。菏泽市图书馆近年来在全民阅读推广与新媒体传播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2022年全国政务微博影响力中，菏泽市图书馆微博位列全国十大图书馆微博第二位，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图书馆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2023-2024）》中，菏泽市图书馆在全国1488家公共图书馆中影响力排名58。但将活动组织与新媒体运营能力转化为非遗数字化生产能力，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技能组合：前者侧重传播策划与受众触达，后者要求对文化内容的深度理解与技术化转译。
（四）文化空间剥离的潜在风险。非遗项目的意义生成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场景与仪式脉络。以东明“沙窝庙会”为例，其与黄河滩区的地理环境、风俗仪式和社区记忆深度交织，过度数字化或碎片化呈现可能割裂项目与原生文化空间的有机联系。这并非反对数字化，而是提示一个分寸问题：数字化应当服务于文化语境的保存与传达，而非以可复制的“内容”取代不可复制的“场景”。对于具有仪式禁忌或社区边界要求的项目，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尤为突出。
（一）分层技术策略：按项目类型确定介入方式。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需要差异化的技术方案。对视觉特征突出的项目（如曹州绳编、工笔牡丹画），优先采用高清影像与三维建模记录形态与工艺细节；对表演类项目（如弦索乐、大平调），侧重多机位录制与音频空间采集，保留演出场景的声场信息；对民俗类项目，则以田野调查与口述史记录为主，数字技术作为辅助而非替代。菏泽市图书馆2018年已启动“曹州非遗大讲堂+图书馆公开课”项目，具备一定的视频制作基础，可在此基础上向系统性采集延伸，而非另起炉灶。关键在于，采集方案的设计应当由图书馆员、传承人与技术团队共同商定，而非由技术方单方面制定标准后“套用”于项目。
（二）数据库建设：标准与授权先行。数据库建设需优先解决两个前置问题。其一是元数据标准。建议由市级文化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图书馆与非遗保护中心制定菏泽非遗数字资源采集规范，涵盖项目分类、传承人信息、技艺流程等核心字段，避免各机构重复采集与格式不一。其二是授权机制。区分“保存性记录”与“传播性使用”两类权限，传承人可自主选择开放层级与使用范围。这一设计的意义在于：它把控制权交还给传承人，使数字化从单向的“提取”变为双向的“合作”。
（三）协作机制：以项目制替代全能型建设。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难以一蹴而就，更现实的路径是建立“图书馆+传承人+技术团队”的三方协作。图书馆负责资源组织、平台运维与活动推广，传承人承担内容审核与文化把关，技术团队以项目制方式承接采集加工与系统开发。菏泽市图书馆可与本地高校数字媒体相关专业建立实习合作，以具体项目（如某一濒危项目的抢救性记录）为单元组织工作，而非追求建立常设性数字部门。这一模式在起步阶段成本可控，也便于根据项目效果调整投入方向。
（四）传播端的分寸：沉浸式场景与边界意识。在传播层面，可借鉴菏泽已探索的“菏泽文化云平台”等数字服务经验，开发面向非遗的专题模块，嵌入VR体验与交互叙事功能。菏泽市图书馆在新媒体传播方面已有较成熟的操作经验：2026年上半年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502篇，总阅读量达22.77万人次；官方微博发布内容1276条，收获287.2万人次阅读量及5万次转评赞。这些数据表明，线上渠道具有可观的触达能力。但需要明确的是，数字化传播的目标是引导读者走向对非遗内涵的理解，而非以技术奇观替代文化理解。对于具有仪式禁忌或社区边界要求的项目，应尊重传承人群体的意愿，在呈现深度与范围上保持克制。传播的“量”已有基础，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质”：能否从活动报道式的浅层传播，转向对非遗技艺逻辑与文化脉络的深度呈现。
（作者单位：菏泽市图书馆 本文系2025年菏泽市社会科学规划“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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